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一个一个解决面临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

几十篇文献能考吗？也考不了。但是中国历史还有它自己的三部曲（政治-经济-文化），比如从明清以来的转型期。

你说真话吗？不说真话对吧？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案例，它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在日常生活中显得很苍白的一面。Q：休谟提到的共同观念属不属于这个层面呢？在休谟的效用理论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所谓utility。伪善是在皇权和集权底下最容易发展的，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逆淘汰过程，爬的阶位越高的官员越伪善，然后他自己也人格分裂--自杀的自杀，嫖妓的嫖妓，进监狱的进监狱。这就是我所说的三分之一定律，在《新制度经济学讲义》的后边几章中谈到的。Q：对有限理性、不确定和偶然，时间不可逆之箭有深刻认识的人。

A：从韦伯的个人思想史来看，他本人是很悲观的。Q：我看您里面提到前几年给学生布置几百篇的必读的文献，后来减到几十篇，（后来减到十几篇，也不读）后来只好自己读，做摘要还要做PPT。怎么理解这个现象？从全国来看，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主要是收入分配政策不公造成的问题吗？未必。

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不仅这个经济分割成了最小的行政单位，而且一个行政的区划内，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区划内的地方政府手上。经济发展就是经济结构不断升级的进程，往上走，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提高了人均所得。经济增长与其说是行业扩张的现象，不如说是地区崛起的现象。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地方政府手上拥有的可划拨的土地的量常常约束着地方经济发展的节奏。

这是巨大的公共投入，而当地储蓄（贷款）不足是一个严厉的金融约束。最后，以增值税作为分享的主体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专注，地方政府越是将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这部分的税收也会增长得更快，因而增值税可以间接用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各地方政府都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用来改善基础设施，以此来吸引投资和扩大对外贸易，同时扩大了增值税的税基，因而增值税作为分享的主体保证了地方政府更加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

这个邀请让我不得不花时间去整理一下我以往从事的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片段，希望形成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经计算我们发现，上海的劳动收入占比是全国最低的，而西藏则是全国最高的。换句话说，从长远来说，这些变量不是决定这些国家能否成功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因为它们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按照分税制的设计，1994年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占据当年转移支付的70%，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央对地方执行分税制的一种妥协，但由于这部分的增长速度要小于财政收入的增速，因而即使是妥协，这部分也会越来越小，另外的大部分将可以由中央政府来自由支配。

各级地方政府依然主导着各自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其次，分税制保证了在1994年推开的重要改革的顺利推行。与消费占GDP比重的问题相联系，很多人对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些年来的下降趋势也多有诟病，认为这会导致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因素。纽约大学的Nouriel Roubini教授7月26日在上海交大金融高研院做了一个演讲。

将来，随着服务业在各个省的经济结构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全国层面上观察到的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当中的份额就会止跌回升。增长与通货膨胀伴生的体制根源主要不在于财政向银行的透支，也不在于金融部门的秩序混乱与违规，而在于那个时候形成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不利于宏观的稳定。

现在大家都在批评地方融资平台，但我们要想一想，如果没有地方融资平台这个增加公共储蓄的机制，不能想象中国经济能够在条件非常恶劣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特别是上海和长三角经济的迅速崛起。其实，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

对于这个现象应该怎么看，我们做过研究。很多研究文献里面都谈到，四小龙、特别是韩国跟中国台湾，他们早期都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但是后面又转成了出口导向战略。为什么韩国、台湾地区早期走的都是进口替代战略？原因就是因为有美国的援助和贷款。如果做更多的经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看法并没有充分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机制。这个不是事先设计的，而是因为开始时他们没有钱来启动经济的发展，正好有美元的援助，所以就要靠进口，后面要还债才转向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只有土地是这样的，其他的资产只会不断地消耗和贬值。

因为中央政府只给政策不给钱，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唯一能够快速实现资本积累的途径就是批租土地。这是因为增值税来自于生产与投资活动，而后者是地方政府用划拨的土地吸引来的。

背后的规律是，农业占比比较高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就往往比较高，而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就比较低。我今天特别想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是被分割在一个个行政单位里的，是被分割成一个一个单元的，这非常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在统计惯例上房屋投资是计算到资本形成而不是消费支出里面的，但事实是，当我们刚经历可以买房子的阶段以后，每个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多的积蓄去购买住房了。因而，中央的财政实力保证了1994年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案的顺利推行。

这说明，在中国，尽管有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发展的水平在各省之间还存在很大的落差。在他的回归方程中，出口占比、消费率、投资率，基尼系数等等都放进去作为影响因素了，但却发现，这些变量统计上都不显著。资本积累率高反映的是中国目前的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一事实。邓小平说了一句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要闯出一条路。

首先来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基于出口这种说法对不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出现了统计上的消费占比下降的现象。

中国至今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房产税或财产税，但是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实际上已经一次性征完了。正如张五常先生所说，中央与地方对增值税的分成，实际上也就是对地租的分成（我们讲租税不分）。

这些曲线被讨论得比较多，除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倒U形关系之外，还有关于环境质量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有两千八百多个县，三十多个省市，六百多个城市，将近三百个地级市，可以有很多的数字来度量中国的经济是怎么分割成一个个小的经济单位的，而且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一个个小的行政单位负责组织的。

要知道，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大问题。现在可以看出来，这个机制的核心是政府使用类似金融市场的方式将国有土地未来的收入流量在时间轴上做了很好的平移，从而克服了金融的约束。不用说，这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判断，几乎成为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主流看法。

在这里面结构变化的因素变得非常重要。对家庭而言，这就是最大的消费开支。

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总的来说，分税制不仅实现了中央与地方的激励一致性，而且在地方层面上开始形成了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

1994年以后长三角经济的起飞靠的就是这个来自土地租值的公共储蓄的持续增长。我特别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imon Kuznets教授在1960年代出版了很多关于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化的研究著作，并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经济发展的现象与规律，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后来被称为Kuznets曲线的现象。